看四书五经能学到什么1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，是*儒家的经典书籍。四书又称为四子书，是指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。五经是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易》和《春秋》等五本儒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看四书五经能学到什么,菁选2篇（2023年）,供大家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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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，是*儒家的经典书籍。四书又称为四子书，是指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。五经是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易》和《春秋》等五本儒家经典的合称.
物质世界飞速发展的社会，我们需要学习儒学思想的处事方式，进而修养身心,陶冶情操,增长智慧,练达人生。
书是前人智慧的凝结，但是看书并不是要照单全收的，孟子说过一句话：尽信书不如无书。任何文字都要通过我们的智慧观照才能接受，为我们所用，如果看书落在文字障中就不好了，应该批判的接受。
这是我的一个观点。另外，您说的有什么用，是指它的现实意义吧，当然它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物质上的收益，但人活着不都是为肚子、为面子的。
人的心灵的世界是广阔的，看书能拓开我们的心胸，让我们看到了有形物质后面隐藏的无限的心灵世界。这是我的两个观点，希望能帮上您。另外如果年轻，多看一些儒家的书，它是积极向上的。
就明清的情况而言：
能背出十三经的也是少数人（据说戴震可以连注背）。所以五经基本上是要达到理解的程度。就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（包括字词的意思和句子整体意思），为什么要这么说，圣人这么说有什么深层含义（这个在春秋尤其重要，因为春秋讲究微言大义，基本从表面看不太出来，没有传的话，要抓瞎）。然后最深的就是融会贯通，然后对五经里面的话有自己的理解。当然，五经（也就是十三经）中通一两部的为多，都通的很少。如果是精通一部的话，应该可以做到背诵，至少背诵原文。十三经重点段落，一般士子也会背诵。
四书的话，应该所有参加科举的人都能连注释背。这是基本功，连背出来都不行，根本没法考科举。这里说的注释就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，所谓的理解就是按照朱熹说的来理解。明清尤重四书，绝大部分士子倒背如流基本没有问题。刻苦一点的学生对四书里面每句话都应该做过准备。至于红楼梦里的讲一遍，其实就是按照朱熹的解释，来把四书原文解释一遍。这是非常基础的。考虑到当时宝玉年纪小（12、13岁的样子），所以这个程度也差不多。
就汉以后到宋代而言：
因为四书是被朱熹神圣化的，虽然大学和中庸在唐朝以后就逐渐受到重视，但是官方化还是在宋以后。所以宋以前主要是五经。对于五经，也是选一部重点学习，其他带着学习。重点学习的那一部要求融会贯通，全文连注释会背，会解释，能理解深层含义，甚至能运用其解决现实问题。带着学习的重点章节会背，大部分字词意思可以顺下来，知道什么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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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四书五经”，有多重要？
“四书五经”系统
历代儒家学者在传承儒家经典时，他们自己根据时代的不同，对儒家经典作了些各自的创造性的解释。到了宋明，有些儒者更是抽绎了传统儒家思想里特别具有哲理的部分，发展出了性理之学。这些作品往往被历代的目录学著作归入到子部儒家类里。随着理学的兴起，儒家学者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新的解释和发挥，逐渐形成了以“程朱”理学为核心内涵的经典阐释系统，就是“四书五经”的系统。
“四书”的名字，到朱熹的时候才开始出现。但是从唐代韩愈、李翱以降，直至北宋二程（程颢、程颐）及后来的学者就已经对此重视，并进行过阐发。朱熹总其大成，写成了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所谓“集注”，主要是集学者们的说法。 “五经”里面的第一部《周易》，因为程氏的《周易》理学化色彩更强，所以和朱熹的《易学启蒙》《周易本义》放在一起并行。《书集传》是朱熹授意他的学生蔡沈作的。《诗集传》是朱熹本人作的。《礼记集说》的著者陈澔是朱熹的四传弟子。《春秋胡传》作者胡安国是程颐的再传弟子。《春秋集传》的作者是张洽，是朱熹的弟子。这些“四书五经”系统的核心典籍，是“程朱”理学对经书进行理学化的成果。
如果说《十三经注疏》代表了从汉到唐的经学研究成果，是两汉以来传注体和义疏体的结合，是治经学、儒学的必读的基本典籍。那么，宋元人的“四书五经”注释系统，则是以理学治经的成果。用理学来治经与“十三经注疏”系统存在着明显不同：“十三经注疏”系统注重从训诂、名物、礼制等入手阐发经书中的史实和制度，而“四书五经”系统则注重在经注里面贯彻作者的天理、心性等哲学思想。
“四书五经”不完全是民间的，它成了系统之后，不仅经典化了，还官学化了。这些典籍问世后，逐渐取代古代的"注疏，成为士子读书问学的首要选择。从南宋末年开始，不少围绕这些典籍进行证明、阐发的汇编体著作或衍生著作出现了。到了元代延祐二年（公元1315年），朝廷下诏，“四书五经”作为科举考试的用书。其中，“四书”用的便是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而“五经”方面，《诗经》用朱氏的，《尚书》用蔡氏的，《周易》用程氏和朱氏两家的，《春秋》用“三传”和胡氏传，《礼记》用古注疏。在元代，“四书五经”系统的官学地位在就因此确立了。
到了明代，明成祖敕修《四书五经大全》，以此作为明代的科举用书。“四书五经”作为科举考试用书，又进一步促进了学者对这些核心典籍的关注。元明以来出现了一大批汇编体的著作，例如《四书五经大全》就是这种著作。
到了清代，康、雍、乾三朝官修的《御纂七经》，是清代科举考试的用书，也是汇编体的著作。其中《周易》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春秋》的宗尚、体例和《五经大全》是一致的，取材范围扩展到明代末年，时代下延了。而因为《三礼义疏》是修于清代乾隆初年，参与的人多是礼学的名家，便不再使用前面陈氏的《集说》，改用新的。因此，从明代到清代，经过《四书五经大全》和《御纂七经》这两次的编纂活动，“四书五经”系统的经典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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